题主的直觉很敏锐，晚清财政收入较康雍乾盛世的确有了很大增长，从1885年的7700多万两一路增至1909年的2.63亿两，年均增幅达到7.8%，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首先应当承认，对外开放、洋务运动和镇压太平军后较长时间的国内局势比较安定，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让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新增长点”。特别是前者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旧有的“重农抑商”思维，改为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由此突破了传统封建社会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税、盐税的狭窄路径限制，开辟了建立在近代工商业基础上的关税、厘金等新税种。

以冶铁工业为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全国产量约2.6万吨，5年后就增至3.2万吨，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1910年更是骤增至近11万吨。这种伴随着引入西方科学技术而迸发出的先进生产力，自然会给晚清衰朽的机体注入一丝活力，也会给晚清财政收入增添新的源泉。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晚清统治的腐败程度日益加深，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扩充军力、兴办实业，还要在战败时向列强缴纳巨额赔款，这些都促使晚清统治者开始竭泽而渔地榨取民间财富，而其最突出表现就是旧税加重、开征新税，到头来变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例如盐税一项原本每年只有600万至700万两，可是到了光绪年间已增至2400万两，到宣统年间更是激增至4500万两。

此外，晚清政府还效仿西方发行起了国债，仅光绪末期至宣统年间就对内“借”了超过3300万两。不过比起外债来，前者就小巫见大巫了——据统计晚清时期共借外债多达12.04亿两，每年光是付本偿息就要占去清廷收入的30%至50%。

可想而知，晚清看起来是比康雍乾时期变得“有钱”多了，但实际上整个国家已陷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濒临崩溃状态，糟糕的财政状况无异于把清政府架在了火药桶上，一点小火星就能引爆所有积压的矛盾。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1911年“欠债却赖着不想还”的清政府调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武昌空虚，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