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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末年，中央财政的收入确实呈现出很奇特的景象，即不断地大幅增长，给人以国库收入越来越多的“回光返照”印象。

有学者曾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每年的国库收入约为4000万两银上下，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库收入已增长至每年6000万两银上下，到了1890年代则升至7000万两左右。进入20世纪，庚子事变后，清王朝在1903年的财政收入是1亿余两，到了王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年财政收入3亿两上下的夸张数字。

之所以出现这种财政收入的大幅上扬，主要得益于下面几个方面：

1、海关新税的增长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设立海关税务司制度，雇佣欧洲人充当中国海关的高级雇员，并在海关征管体系中引入欧洲式的制度。当时，经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城市增多，中外贸易的额度也逐年上升，这种背景下，海关税的数量越来越多，对清王朝国库收入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意义。例如1864年，外贸总值9000余万两，海关税收800余万两，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的1888年，外贸规模到了2亿余两，海关税收高达2000万两，到了清王朝覆灭前的1910年，中国的外贸规模达到8亿余两，海关税收增长至3000余万两。

2、各项税收的增长

太平天国战争后，清王朝各项课税收入方面有大幅增长，除了征收新税、提高税率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厘金。厘金，可以简单理解为国内贸易税，清末随着国内局势渐趋平稳，商业繁盛，厘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其中主要包括洋药厘金、土药厘金、百货厘金、盐厘等，后两种较好理解，前两种则分别指进口鸦片和国产鸦片的贸易税，是厘金中的大宗。在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每年的厘金收入大致在1000万两上下，而到了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则增长至4000万两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3、近代化事业的收入

清末洋务运动时代，虽然以国防近代化建设为主，但也开办了一批官办国营的实业，诸如矿务等。到了甲午战争后，洋务事业的推进更为普遍，洋务企业的收入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也渐渐增长。到宣统年间，国营洋务企业的大宗是电报、邮政、铁路，其中电报年收入约1000万两，邮政年收入约900万两，铁路年收入约2000万两。

总体而言，清王朝末年，在磕磕绊绊中缓慢地进行近代化变革，而国库收入的增长，实际就是国家近代化的一项自然成果。同时，清末自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乱等事件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尤其是沿海的江浙、两广、长江流域等财富之区局势稳定，工商业繁荣，也是这种增长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点较少被人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后，清王朝放开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募集资金的闸门，即在国际市场发行国家债券筹集资金，除了用于支付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战争赔款的内容外，清政府为了兴办铁路等实业筹集本金，也从国际市场大量筹集资金，诸如1910年，发行外债近5000万两，其中1000余万用于海陆军建设，近3000万用于铁路修建等等。这些资金虽然属于债务，但客观上对促进实业建设，以及繁荣工商业也带来了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