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主教有所了解的都知道,梵蒂冈这个国家是因罗马教廷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国际政治而建立的主权国家。
梵蒂冈是世界最小的国家,其面积仅有0.43平方公里。其面积虽小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和能量却异常大。梵蒂冈凭着天主教的中枢地位,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用此政治形式负者建交国内部的天主教相关事务。
但是,中国是少数未与梵蒂冈建交的国家之一。至今梵蒂冈仍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是与台湾建交,并成为台湾不多建交国中最小但最重要的国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与有神论的梵蒂冈不建交也很好理解。
不过中国的官方信仰是无神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有神论。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氛围以及官方允许,宗教在社会层面得到发展和传播。这么看来,中国与梵蒂冈的建交并不是因为政治的打压。
随着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梵蒂冈希望与中国建交的意愿也越发大。但直到今天,双方依然没有在建交上达成共识。
中国与梵蒂冈为什么迟迟未建交?
其直接原因是,公元2000年梵蒂冈的封圣逆举——罗马教皇将一批近代在西方侵略中国时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的传教士以及追随者封为圣人。梵蒂冈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不过,罗马教廷有一项规定——教皇无错误。因此,一但教皇发出“教令”,即使后来教廷认识到“教令”的不妥,为了维护教廷的权威,也不可能收回“教令”。所以那些封圣的“圣徒”,成为中梵两国间的死结。
这难道就是中梵至今无法建交的原因吗?当然不是。
“圣徒”虽然是个麻烦,但政治都是向前看的。比如,日本至今未就侵华向中国正式道歉,可中日早在40多年前就建交了。相较于日本的侵华历史问题,梵蒂冈的封圣逆举在政治上的恶劣性并没那么严重。
或许有人会说,日本是重要国家,中国是迫于形势才建交。可梵蒂冈虽无法同日本相比,但是全球最大宗教组织,是十多亿信徒的精神领袖,其国际综合影响力绝不低于一般的准大国。因此,120个“圣徒”绝不是中梵建交的问题所在。
当然,有朋友或许知道,这段过结涉及到中国对天主教的管理制度。
在中国,天主教是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存在,其遵守“自治、自养、自传”三个原则,仅在宗教文化方面与罗马教廷有着传承关系,但在政治、经济上完全无关。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这种政治、经济独立,仅保留宗教文化的传承是罗马教廷不能接受的。毕竟罗马教廷拥有全球天主教分支机构的最高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不只是体现在精神层面,更是教会的具体运作管理。
为什么天主教会组织规则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实施,而不能被中国接受呢?其表面原因是天主教支持西方侵略,并在中国建国初期煽动教徒与共产党政权不合作。但其真实的原因是,东西方国家和文明上的冲突。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央朝廷(政府),在世俗事务以及宗教精神层面都有管辖权。
在组织机构内,中央朝廷(政府)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如,明朝的僧录司、道录司;现代的宗教事务管理局。
在对宗教领袖认可上,宗教领袖需得到中央朝廷(政府)的批准和册封,才能被认可。如,古代被册封的真人、国师;现代被民国与新中国两代中央政府册封的达赖和班禅。这种册封代表着,宗教领袖的权力除了来自自身宗教的精神认同,更需要来自中央世俗权力的认可。
中国的这种朝廷对宗教领袖的册封,意味着教权臣服于治权,治权管理教权。
而在文明层面,华夏文明是典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均是崇尚无神论的思想体系——在古代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是共产主义。同时社会的主要资源由世俗思想构建的组织和人掌控。
华夏文明的这种典型世俗化特征,不可避免的让中国与梵蒂冈产生根本性冲突。
首先,东方传统的教权臣服于治权与天主教世界完全不同。虽然现在的天主教已摈弃中世纪时期教权凌驾于治权之上的现象,但现今教权与治权互不干涉,不相冲突。
而册封上,中国与罗马教廷也完全不同。在中国是中央政府册封宗教领袖,罗马教廷在中世界时期,则是教廷册封各国国王。罗马教廷在现代虽无权再册封各国政治领袖,但西方各国政治领袖上台时,都要手按圣经进行宣誓,这样的传统代表着治权对教权的尊崇。
那么有一个问题。天主教的最高精神领袖是教皇,如果教皇与政治权利发生冲突,天主教的教徒应该以谁的命令为准呢?
在教权臣服治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决不会允许一个不在自己统治的宗教组织存在,当然如达赖、班禅那样愿意接受统治的宗教除外。
显然,罗马教皇不会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册封。而中国政府也不会允许天主教独立于自己的管辖外。因此,中国的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在政治、经济上是完全割离的。
这一点上,中国不仅在现代是这样,在古代亦是如此。清朝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传教,其原因是,罗马教廷要求中国的天主教教徒不祭祖,不拜孔子,还禁止天主教堂悬挂康熙所赐的御笔牌匾。
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代表中国天主教不应臣服于世俗权力。这样行为完全是对中国中央权力的一种挑战,不将其打得落花流水完全说不过去。
但在近代时期,中国的中央权力衰败,天主教按照其自身方式在中国发展。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央权力得到恢复,而天主教依旧我行我素,所以中央政府出手,切断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综上,罗马教廷的天主教组织体系与中国的权力架构以及华夏文明都有着严重的冲突。中国的国情决定,教权必须臣服于治权(罗马教廷不会接受);罗马教皇接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册封(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情况下,中梵建交也就不可能实现。
不过,天主教对中国无可奈何,但却将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韩国发展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基督教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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