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连接的过程，连接范围的扩大有促进人类的发展

古罗马的强盛并非来自于强大的武力，而是广阔的罗马大道带来的连接便利，使得人才、思想、资本自由流通，使得西方世界在2000年前达到一个辉煌的顶峰。罗马衰亡后的中世纪黑暗，导致各种连接失效，失去创新和发展的土壤。而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开始呈现快速发展，人类的连接也开始快速发展，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人类连接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新事物从构想到实现中间经历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人类方方面面的效率也是越来越高。尤其互联网时代，人类的创新和生产力又再次爆发，本质上还是由于互联网连接了资金、人才并使得各种思想能实现快速交流融合，使得人类文明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越有活力的地方往往人越多，经济越发达，因为越发达的地方，人才越聚集，各方面的连接越顺畅，越能迸发出耀眼的火光，相互促进。

任何一般的组织、国家甚至文明发展到顶峰后的历史积累只会成为包袱，而非财富

任何一个国家和文明处于草创阶段时，缺少条条框框的舒服，整个组织的行动准则几乎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在以结果为导向的前提下寻找组织和个人的出路，固有利益阶层力量也很小。可随着国家及文明的进步发展，必然要树立方方面面的规范，之后也必然会出现大量固有利益获得者阻塞人才上升通道，整个社会受过往成功及历史发展的影响，社会思维也必然会越来越僵化，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路径依赖，跳不出历史的束缚，最后走向没落。

西方世界古罗马发展近千年后，整个社会完全腐化，元老院阶层已经完全没落，人才也得不到升迁，方方面面受到已经长期形成的各种制度，各种文化，各种历史的束缚，后期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困苦，暴乱频发，最后连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是从日耳曼人中招募，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后底层人民的生活反而得到了改善。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立国数百年，发展出了完善的礼乐体系，却最终导致吴起这样的绝顶人才无立足之地，远走他国；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在初期均在新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崛起，却也在崛起后发展举步维艰，人才流失衰亡；楚国庄王之后，贵族势力加速崛起，最终导致楚国改革失败。反而被以礼乐文化为荣的山东六国“夷狄类之”的秦国快速崛起取得成功，正如秦国崛起早期秦穆公和西戎使者由余对话时由余地分析，中原的变乱恰恰是因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的束缚。近代及现代中国的落后挨打，英国的日不落和世界霸主地位的衰落，美国的崛起同样适用于此规律。大公司的制度僵化、衰落和新商业势力地崛起同样适用。同样新兴的互联网甚至任何新兴的产业革命也是不会诞生在有过多历史束缚的国家。

向前发展的历史都是顺应了人的自利性，挑战人性，甚至改变人性的尝试必将失败

• 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兴盛的本质来源于人的逐利性，“存天理，灭人欲”的后果是整个社会的心理扭曲，培养出万千比真小人还可怕的伪君子。为社会为国家心甘情愿奉献出自己利益不求回报，这个是古今中外的任何统治者都希望的社会状态，甚至中国古代还有大同社会的构想，但这个注定只是空想。

王莽改革中的带有“共产主义”的构想，废除土地私有，人人均分田地，导致新朝短时间内败亡；明朝东林党人，一个个都是“道德楷模”，给社会给他人树立了极其高的道德标准，带来的结果是党同伐异，使得明朝政治加速腐化，明朝灭亡反而成为投降的急先锋；近代现代的各种共产主义尝试均没有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在上个世纪中叶大规模树立各种道德楷模，几乎是没有任何“人性”的圣人，然后进行各种不符合人性的尝试，大锅饭，强制付出，带来的结果是生产力低下，制造了各种泯灭人性的冤假错案，甚至还制造了弯路。而人性的恶只能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