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历史是无情的,世间的一切,唯有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才能得到公正的结论。真、善、美和假、恶、丑尽管有时难以立刻分辨,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最终必各自将其本来面目裸现于世人眼前,只不过这一过程有长有短而已。
人们对公元8年至24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新朝以及这个朝代的惟一皇帝王莽,始终有各种不同的评价,甚至有人这样假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安石诗)。
但是,这样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已经为后世评价王莽及其“新”朝展示出了足够的内容,若不用简单否定或肯定的幼稚方法,而对这复杂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反思,必将从中洞悉政治风云中诸多奥秘,得到极其有益的教训。
一、从王莽登场到新朝的出现
1.“爵位益尊，节操愈谦”
王莽,字巨君,曾祖父贺,曾为武帝时绣衣御史,祖父禁,为廷尉史,好酒色,多娶妻妾,生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女政君即汉元帝皇后,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长子风,次子曼,即王莽生父,子谭,四子崇,五子商,六子立,七子根,八子逢时。
政君入宫为后之日,即王氏发迹之时。王氏虽盛,但王莽之父王曼早死,不及与王凤等诸兄弟同获封侯之幸,故王莽与诸叔伯兄弟相较“幼孤不及等比”(《汉书·元后传》),自不免卑穷之感。其姑元后怜悯王莽年幼丧父,才将他接“养后宫”(《汉书·元后传》)。
或许是这种特殊境遇,使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统治阶级最高层，同时又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权势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的手段。
王葬自幼勤学拜名儒为师,与饱学英俊之士交游,事母及寡嫂极孝,从而赢得极好声誉。尤其对伯父、大司马王凤,恭顺无不备至。侍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汉书·王莽传》上),从而感动王凤。阳朔三年(前22年)秋,王凤死前,将他托与元后及成帝。故凤死后,24岁的王莽即被任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从此进入仕途。
进入政治舞台后,王莽愈加恭谨。他一方面巴结诸叔、伯父,一方面拉拢在朝的官僚及在野之名士。当时一些官僚贵族尤其是王氏外戚都“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唯有王莽,却与其他贵族不同,博得了诸叔伯父及皇帝的欢心。
王商上书,愿将自己的封邑分一部分给他,元后又在永始元年(前16年)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30岁的王莽嗣爵,并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王莽升至宿卫近臣以后,“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为沽名钓誉,他不惜“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更在名士、官僚中广为结交,为他鼓吹的人愈来愈多,逐渐使其名声超过他的叔伯们。
王莽善于利用细微末节表现出与众不同,如他不仅抚养寡嫂孤侄而且常亲“奉羊酒”去慰问其侄的老师和同学。他还特地为长子和侄同日完婚,在婚宴中,他数次离席,声称去为生病之母服药,这些举动皆为王莽赢得“贤”“孝”之誉。
在叔父王根的一翻暗箱操作下，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十一月王根乞骸骨时,38岁的王莽就被擢为大司马,继王凤、王商、王音、王根而辅政了。
可好景不长，王莽任大司马半年成帝死，哀帝立，哀帝因不是成帝之子而是庶侄。因而王家失势，王莽被迫告退,归南阳新都封国后,由于丁、傅两家外戚控制朝政,先是外戚傅喜为大司马,后来又由傅晏和丁明轮流辅政,王氏在朝中势力遂被削夺。
王莽在朝廷失势,但在乡里名声日增,这也是他矫情于誉的结果,如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一奴婢,王莽竟逼其子自杀偿命,以当时法律衡量贵族杀奴婢是不至于偿命的,更何况王氏这样的贵戚,在“绞杀侍婢”(《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如同儿戏的官僚贵族圈中,王莽如此举动,自然会引起很大震动。
于是,许多人为他罢职不平,还有人上书为他歌功颂德。王莽一直注意笼络士人,结好地方官,孔休守新都相,王莽对他优礼有加赠以美玉宝剑“欲以为好”(《汉书·王莽传》上)从而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
随后，丁、傅外戚集团在两位太后去世后也相继失势。而那位“断袖之癖”的董贤在哀帝死时总揽朝政，然而，此君庸才一个，被王莽逼迫自杀。这样，王莽又重新以大司马一职辅政。
2.由假皇帝到真皇帝
大司马王莽重任大司马掌朝政后,王莽大权在握便积极培植党羽,铲除异己。首先,王莽将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废为庶人,逼令自杀。又不准平帝母卫氏入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彻底根绝与王氏外戚为敌的其它外戚集团再起。为此,他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如王莽之子王宇曾帮助卫氏集团,被王莽察获,也被王莽处死,连怀孕的儿媳也在产子后被杀。
史称“莽色厉而言方”(《汉书·王莽传》上),他伪装方直,而野心颇大,王莽提取大权以后,就指示党羽爪牙为其歌功颂德封奏请赏,而他自己又虚伪地一再推让,表示“谦恭”,以此“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结果,愈“推让”王莽的官爵愈大,权位愈高。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在他自己的操纵下,使元后封王莽为“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这时,他俨然以周公自比了。
“颂声交作”下的王葬,在当时几乎被统治阶级视为惟一的“贤者”若无以后事态的发展,历史上王莽的形象定会被涂上一圈圣洁的光轮。
随着王莽的地位和权势蒸蒸日上,涂在王莽形象上的光轮则愈来愈黯淡。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元后又给他加“九锡”。他指使的观风使者又带回伪造的称颂王莽的歌谣三万言。泉陵侯刘庆上书请“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汉书·王莽传》这就是说平帝应仿效周成王将朝政全交给王莽。
但是,当时的平帝已经14岁,对王莽专权怨恨在心,更不愿事事皆听王莽摆布。莽遂迫不及待,对其采取“置药酒中”,平帝喝药酒后中毒,王莽竟佯作周公为武王请命之状,作策请命,愿以身代,藏于金匮,置于前殿,故意令诸公勿言,其奸诈如此。
平帝被毒死后,王莽又表示哀悼,大赦天下,令官吏六百石以上者,皆服丧三年。接着就从刘氏宗族中找到广戚侯刘显的一个只有两岁的儿子婴立为皇帝,被称为孺子婴。王舜等又请元后下诏,令王莽“如周公故事”居摄,一切礼仪与天子相同,代行皇帝之权。此后,王莽果然称起“假皇帝”来了。臣民则称他为“摄皇帝”。以公元6年为居摄元年。
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哀章,见王葬居摄,就制了铜匮一只,将伪造的符书装在里面,符书中写王莽为真天子,并将王莽所幸之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言这些人应当大官为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
果然使他大为高兴,立即拜受,马上下书诏告天下,在未央宫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公元9年为始建国元年。处心积虑数十年的王莽,终于在53岁时当上了皇帝。
王莽在一步步向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逼进的过程中,始终扮着“不得已”而遵命的角色,就是最后将孺子婴赶下台时,王莽竟能做出“亲执孺子手,流涕欷”(《汉书·王莽传》)，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声称“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且“哀叹良久”表示对孺子婴的“感情”。真是虚伪到极点。
二、真皇帝的十五年
1.王田与私属
王莽“改制”是从当时最突出的两大社会问题土地和奴婢开始的。王莽提出解决士地和奴婢两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王田”和改名“私属”。改革诏令包含如下几点:
(一)全国田地均归封建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为“王田”；（二）一家有八个男丁,可有田一井,即九百亩；(三)原有田超过规定数,即一家男丁不够八人,而田超过九百亩者,将超额之田分给宗族和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四)无田之家,应按上述制度受田；(五)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六)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这就是王莽改制”中“王田”“私属”的全部内容。从当时社会实际考察,上述办法的提出,不能完全否认其中确有进行改革的善意。而这些办法也并非王莽凭空想出,实际都是根据儒家的社会理想制定出来的。尽管“王田”制在王莽的诏令下开始推行,但其根本不能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
这是因为,井田制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之上的:一是这种土地制度是为了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即劳役地租)来进行剥削而形成的;二是必须进行计口授田。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土地国有的奴隶制时代才有可能存在。而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就已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此外,在“王田”诏令中又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种空洞的改革方案,也只能在极个别的地方部分实行,而在大部分地区是不能推广的。
至于王莽所宣布的奴婢政策,更属无法实现之空言。因为造成大量奴婢出现的是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封建政府无法制止农民破产,只是禁止买卖奴婢,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元帝时贾捐之就指出过:“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王莽的诏令宣布以后,不仅未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而且遭到“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汉书·王莽传》)的反对。于是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汉书·王莽传》)
2.五均赊贷和“六莞”
始建国二年(10年)二月,王莽又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汉书·食货志》),同时“初设六莞之令”(《汉书·王莽传》)。这是王莽企图控制经济的重要措施。
五均赊贷即平抑物价和向民众贷款,这也是根据儒家经典提出来的。据《汉书·食货志》记王莽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王莽即依照儒家经典记载的古制,实行“五均”的内容是:
(一)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和长皆兼五均司市,称为“五均司市师”。
(二)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三)工商各业,按其经营向市中申报,钱府按时向他们征税。
(四)各司市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物价之法定价格。五谷布帛等物,人民如有卖不出的,五均司市师可按法定价钱收买。如果某种物品市价高于官价,政府就将所控制之物资出售,以平抑物价,如果市价低于官价,则听人民自由交易。
从上述内容来看,王莽实行的“五均”颇似汉武帝时实行的均输、平准法。实际上,王莽在宣布“五均”令时也一定将均输、平准法融人在内。因为武帝时所行的均输、平准,虽出现许多弊病,但毕竟对朝廷控制物价、增加国库收入起到一定作用，这对王莽定会有一定吸引力的。
赊贷的要点是:(一)人民若因祭祀丧事等无钱可向政府赊贷。政府以钱府之收入借贷之,不取利息,但归款期限因祭祀而贷款者不得超过十天,因丧事者不得超过三月。这一条是根据汉人重视丧祭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按汉人因重视丧祭之事,贫苦之民亦常借贷以治丧祭。所以有此规定。
(二)因生产需款也可借贷。年收利不超过十分之一。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此事时,则曰:“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月百三这里讲的是收百分之三的利息,与《汉书·食货志》记载不同,或许因各地不同,或许十分之一是最高息率,而低时收月息只有百分之三。
如果认真研究,赊贷仍是根据《周礼》制定出来的。“《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汉书·王莽传》
在实行五均赊贷的同时,王莽也“初设六莞之令”。(《汉书·王莽传》)按“莞”即“管”。就是由朝廷管理的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专卖,铜冶钱布由官家铸造,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加之五均赊贷,共六种。这六种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事业全由国家统制,或课以重税,或由国家专卖“命县官沽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汉书·王莽传》)。这六种事业由朝廷管理,以防商人把持投机牟利。
在私有制和封建商品经济已经比较根深蒂固的西汉,企图以国家强力取代私有经济,完全用政府统制的办法取代民间的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是根本办不到的。尽管王莽认识到当时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他采取的方法则是从古代“先圣”“先贤”的古训中找出路,企图用复古的方法“改革”,其结果自然是缘木求鱼,文不对题。这是王莽的五均赊贷及“六莞政策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新莽政权推行上述政策的都是富商大贾，因此五均赊贷及“六莞”的推行,不仅未能解决豪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鱼肉人民的问题,反而成为他们用以掠夺财富的新手段。
广大人民在这些“新政推行下所得到的只是更沉重的负担,和残酷的刑罚,人民摇手触禁,动辄受辖,就连一些大臣、官僚也不得不承认“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汉书·王莽传》)。所以,“新”莽的这一经济政策,也归于彻底失败。
3.混乱的币制改革
在王莽的改制过程中“数改币制（《汉书·食货志》)。对货币数次进行改革,其目的是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但其结果则造成空前的混乱,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除五铢钱继续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种钱:是值五千钱的错刀;二是值五百钱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钱。按刀币乃是战国时流行于部分地区的货币,秦统一中国后曾明令取消,而以统一的币制代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规律的。因货币的自然发展都是由复杂趋向简单,由繁多趋向统一,由实物而变为金属，最后由低级金属而变为贵金属。
本来自秦以后货币由半两钱到五铢钱正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的现在王莽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地使货币复杂化。不仅如此，王莽所造的新币质量低劣,远不足货币所定之值,政府就用这种劣质钱兑取人民手中之五铢钱,以剥削人民。因此,百姓对“新”莽的货币表示不信任,拒绝使用,王莽就用严酷的刑法强制推行。王莽如此顽固无理、频繁不断地改行币制,除出于迷信和复古的狂热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利用更换新币之机,从民间夺取钱财。
4.荒唐的改名运动
王莽如此热衷于改名(包括地名、宫殿城门和官名)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新代“汉”乃是万象更始，火德销尽”的汉,已为“土德将兴"的“新”取代,妄图使人们相信西汉末年出现的一切危机已经过去，“新”莽政权将繁荣昌盛“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汉书·王莽传》)，用以自欺欺人。
因此,王莽所改之名,皆有所据,或据古籍经典,或据符箓祥瑞,或据吉词祥语,或据数术,或据方向,且在每改一新名时,多大张厥词申明意义,并务求文辞之美,含义之祥。
在王莽改易的地名中多取其吉利之义,如长安改“常安”;汉阳改“新通”;广汉改“广新”;杜阳改“通杜”;曲逆改“顺平”;东昏改“东明”;符离改“符合”;亢父改“顺父”;白土改“黄土”等等。这表明王莽想通过改变名称来渡过困境取得政权稳定,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毋庯赘言,王莽的目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其建立“新朝之后的其他一切措施,没有一件能解除西汉以来的危机的。而改易名称除了增加吏民生活中的困难,从而引起人们对“新”莽政权更加强烈的憎恨以外,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综上所述:王葬代汉后就开展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制”活动,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文化思想无不在“革汉而立新”《汉书王莽传》)主导思想下,依古制、经典或迷信符箓进行改革,当然不能说王莽本人对此全无诚意,完全是虚伪骗人的。
但就“改制”结果来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动均属倒行逆施,不仅毫无解除社会危机之效,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难的深渊,使社会危机加剧。这样,“新”莽的改制也并未达到其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而是进一步动摇其政权统治的基础,结果“新”莽政权就在“改制”声中走向灭亡。
三、歧视匈奴招致战争
1.给匈奴改名
王莽的“改名癖”又一次发作。匈奴单于的名字称为囊知牙斯,这本是译音,与汉人姓名不同本是自然的。但王莽却以为“中国不得有二名”(《汉书·匈奴传》),示意匈奴单于改名。单于慑于威势,只得上书将“囊知牙斯”名改为“知”。王莽大悦,赐以厚赏,以为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就可使匈奴臣服了。
王莽即“真皇帝”位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派五威将军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等六名将帅为特使,携大量金帛,至匈奴宣布“新”代汉,并授单于以新印,收回旧印。
宣帝时发给呼韩邪单于的印,文为“匈奴单于玺”,但新发给匈奴的印文为“新匈奴单于章”,将匈奴之上冠以“新”,以“章”代“玺”这种变化表明王莽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把原来汉朝尊重单于为最高首领的地位(可以用“玺”)变成与王莽新室的诸侯王的同样地位,即把匈奴降为新室的政治附庸。
单于见此,当然不愿接受,欲索回故印但故印已为派去的陈饶破坏。无可奈何,匈奴单于只得派人上书要求更铸汉故印。
天凤二年(15年)单于咸与王莽和亲,局势又开始缓和,王莽乃派人令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赐印绶,又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屠为后安侯。单于虽贪王莽金珍,又畏其权势故表面接受,但仍然不断入侵骚扰。
这些做法,反映了王莽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思想实质。他企图用这些办法提高“新”莽政权的威望,并满足其虚骄、狂妄的心理。但事实却是向他希望的反面发展,不久王莽就尝到了苦果。
2.积极备战讨伐匈奴
由于王莽的错误政策又先后拒绝了严尤等大臣的规劝使北方一直处于警备状态。他动员全国人力财力准备大张旗鼓讨伐匈奴,下令“募天下订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称之为“猪突稀勇”发往北方准备作战,又下令全国吏民要以三分之一资产助军费,还到处召募“奇能”之士。
于是一些流氓骗子纷纷趁机出来,有的说会飞,有的说不用舟渡水,有的说会造吃了不饿的“仙丹”。王莽皆赐给他们官职、车马。为备战,长途转运将布帛从内地运至边境。但未及出击,王莽政权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王莽时期与匈奴的正面决战虽尚未及进行,但双方在边境的局部冲突连年不断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北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烽火,生产在和平环境中进行,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自与匈奴启衅以来,边境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人民遭匈奴杀掠,官兵长期屯成,吏士疲弊,北方空虚。数年之间,北边无完整之村落,四野有无人收敛之枯骨。从而促成王莽政权的迅速崩溃。
四、灭亡前的“真皇帝”
随着农民起义军到了遍地皆是的境地,“真皇帝”王莽愈来愈清楚被推翻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但是,同绝大多数统治者一样,王莽不敢正视这一现实,又无法改变命运。于是,只有用各种办法麻醉自己,施展各种骗术欺骗别人,沉溺于声色之中等待着未日的到来，就使这位“真皇帝”在灭亡前夕干出丑恶而荒谬的表演。
1.迷信的滑稽表演
王莽一直十分迷信,在灭亡前夕绝望的心情使他的迷信变本加厉,表现出与一般人不同的变态心理。
其滑稽可笑足以令人捧腹:早在天风四年(公元17年)当各地农民起义开始逐渐走向高潮之时,王莽就使用各种法术“厌胜”,如改名改年号等等,但皆无济于事。同年八月,王莽亲至南郊作威斗。所谓“威斗”者,即熨斗，仿天上北斗,取其“威”字,以厌胜众兵,王莽所铸威斗用五石铜,长二尺五寸。铸斗日天寒特甚,百官人马有冻死者。造成后,王莽命司命背在身上,随侍自己左右。像这种无聊的玩意当然毫无用处。
又有人告诉王莽,建华盖可以登仙。王莽即令人造八丈一尺之华盖,用四轮车载驾六马,力士三百人侍卫。车上人击鼓,拉车者皆高呼“登仙”。王莽出行,此车在前,百官皆暗地说,“此似丧车”。但王莽毫不减兴,每遇不如意之事,都要“登仙”一番。
2.自欺欺人的新花招
自欺欺人本是王莽惯用故伎,在连遭失败后,这一故伎又有新的发展。
昆阳战败后,王莽如惊弓之鸟,忽闻起义军宣布王莽罪状之是杀害平帝。听到这一消息后,王莽乃大会公卿于皇路堂(即王路堂)开所谓为平帝请命之金滕之策,流泪展示于群臣之前,表示其忠于平帝。王莽仿周公“金滕之策”早在杀死平帝之前就做好金滕竟在十四年后,当所夺取的刘氏皇位无法再维持之时,宣示于众人,其用心可谓良苦,似乎在其掠取皇位之初就有被赶下台的思想准备。
3.纵淫、娶妇的丑剧
自欺、迷信以外,王莽又以纵淫麻醉自己。本来王莽就极其荒淫。不过,早年尚有伪装遮丑,至灭亡前夕,最后的一丝伪装也抛弃掉,一副赤裸裸的淫棍面孔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
当东方义军一步步逼近长安之时,王莽整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汉书·王莽传》)。这里所谓“考验方术”就是指房中术。王莽如此纵淫尚不满足。当他听到更始政权成立之时(24年)心忧如焚,惶恐不安,为安定人心,也为借纵欲以忘忧,竞演出一幕娶妇丑剧,时王莽已为六十八岁之老翁,须发皆白,乃为染黑,不愧谓我国染发史上之著名者,将各地征来之美女一一过目,最后选定杜陵史氏女为皇后。
又大举婚礼,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布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自迎于前殿两阶间,按《仪礼·士昏礼》行夫妇同食之“同牢之礼”。并据经典所谓: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而设众妃妾、和人三,相当公爵;嫔人九,相当卿爵;美人二十七,相当大夫;卿人八十一,相当元士,共一百二十人。皆佩印祓执弓褐。
封皇后父史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后之两个兄弟皆为侍中。这幕丑剧进行之时,天偏不作美,大风刮得屋倒树折,而群臣深谙王莽喜奉承,此时更需自欺,于是上书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王莽闻之,大为欢喜。
死在眼前,尚故作欢乐。真所谓末日的狂欢。这除了反映其绝望的变态心理外,再无其他解释了。
当起义军进入长安之时，愤怒的人民群众攻人王莽躲避的渐台,商人杜吴第一个将王莽杀死,校尉东海公宾就将王莽秃头砍下,数十人争砍王莽尸体。起义军将王莽的头送到南阳,人们都来打它,最后连舌头也被人们切下食之。可见人们对王莽的仇恨。
（正文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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