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5年的7700多万两到1909年的2.63亿万两,年均增长率达到7.8%,非常快。首先,应该承认,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和镇压太平军后,国内局势长期相对稳定,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上有了“新的增长点”。
特别是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重农抑商”的旧思想,转而鼓励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突破了传统封建社会财政的狭隘路径限制。以农业税和盐税为主,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开辟关税、美分等新税种。以炼铁工业为例,光绪26年(1900年)全国年产量约为26000吨,五年后增至32000吨,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增至11000吨。
这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而爆发出来的先进生产力,自然会给晚清颓废的身体注入一丝活力,也会给晚清的财政收入增加新的来源。另一方面,晚清的腐败现象也日益加深,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扩大了军事力量,兴办了工业,为打败战争,向列强支付了巨额赔偿金。这一切促使晚清统治者开始用尽他们的资源来开采民间财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旧税的增加。新税的引入将导致过高的税收和征税。例如,盐税起初每年600万到700万元,在广徐增加到2400万,在宣通增加到4500万。
根据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原户部)公布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财政收入为30191万两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农耕文明巅峰时期的乾隆晚年,年财政收入在4000多万两白银,大概是乾隆晚年的7到7.5倍左右,所以账面看起来清廷很有钱。
但是当2月12日,清朝皇室在同意了北洋政府每年300万两赡养费退位之后,袁世凯接手的大清银行(原大清户部银行,boc),却空空如也,账面上只有10个银元。1912年2月至6月间,国际银行团主动向北洋政府提供了5次垫款。到了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北洋政府正式以盐税、关税为抵押,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清末的传统财政收入主要由关税、田赋、盐税和厘金组成。到了清末前几年的时候,几大税种的收入基本维持在1.8个亿左右。其中田赋4800万两,占比27%;盐税4600万两,占比26%;厘金4300万两,占比24%;关税4300万两,占比23%。哪一个单独税种都抵得上乾隆时期总收入了。除了这几个主要税种外,还有捐税(卖官的钱)、土洋药税(鸦片税,这个税种简直丧心病狂,高达3400万两)、官办铁路营收、官办企业营收、发国债及铸币、发钞等等。这些加起来,账面上破3亿,情理之中。
但是,会计算账,借是借、贷是贷。首先因为有几笔大数目的账要还,所以真正的税收收入的控制权并不在清廷手里。
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赔了几千万两银子,那早就已经用海关关税还掉了的话,《马关条约》赔了2.3亿白银和《辛丑条约》赔了4.5亿白银,那就是拿着海关关税和盐税等几大传统税种做抵押问外国银行借钱还的战争赔款,所以外国银行团比清廷自己还害怕它倒台呢。
清末的海关就直接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就像还房贷一样,工资一到,立马划走。为什么清末的海关会是最清廉的部门?因为人家那是在替借款给大清朝廷的银行团负责,而不是替大清负责,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到1908年离职回英国(李鸿章一死,他就知道清廷快玩不转了,于是就辞职了),曾经掌管了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死后被清廷授予太子太保。
所以为什么清廷倒台后,外国银行团那么积极主动地借钱给袁世凯?只要袁世凯认账,海关、盐税什么的都还掌握在外国银行团手里。
而的洋务运动时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包括北洋水师的建设,清廷砸了不少银子进去,甚至要借钱吧,但是这些不是效益单位啊,而且甲午中日海战一败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钱就打了水漂了。
后来求富阶段,搞的官办企业多少还有大清自己的银子入了股,但是到了后来官办铁路,启动资金原始投入靠什么?自然也是问外国银行团借钱修。借钱就意味着清廷的经济命脉永远掌握在外国银行团手里。
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清廷都没有钱来养军队镇压农民起义。所以厘金不但解决了“湘军”和“淮军”的军费,还能匀点出来满足地方用度和补贴点朝廷沦陷区收不上来的税。所以相应地开发出了很多税种,有些的确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无奈之举,但是有些就丧心病狂。
比如卖官能有多少钱真正与国有补?但是庆亲王奕劻和慈禧这叔嫂俩,为了一己私欲,这种国难财都发,卖官的钱不但没有进国库,反而进了他们的私帑,你又能奈何?
清廷那么积极官办铁路,甚至不惜犯众怒,还要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呢?因为“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仅卢汉铁路通车之后,去掉借款利息和成本,清廷每年还能净赚300多万两白银。这是明晃晃的进项,也还是明晃晃地与民争利。
所以国库虽穷,统治者慈禧、肱股之臣李鸿章、买办阶层盛宣怀这些人都不穷,不但不穷,而且奢侈异常。唐德刚曾经说过,慈禧内帑财货至少价值2亿两白银。这个无需考证,孙殿英挖出来的20卡车的随葬品就能说明问题。
容闳曾经说过李鸿章留给子孙的遗产价值超4000万两白银。1920年曾经盛家对盛宣怀的遗产做了次估算1349万两,而1920年盛宣怀早已败落了。这些就是清廷彻底失去民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清末政府还仿效西方发行国债,从光绪末期借入宣统3300多万元。然而,与外债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晚清外债总额为12.04亿元,占清代收入的30%-50%。可以想象,晚清似乎比康永乾时期更加“富裕”,但事实上,整个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境、危机重重、濒临崩溃的境地。糟糕的财政状况等于把清政府置于火药桶上,一点火星就能点燃一切积压的矛盾。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1911年,清政府“欠不还”动员湖北新军镇压四川道路保护运动。结果,武昌是空的,这直接导致了1911次革命的爆发。
总的来说,清朝是个很现实主义的政权。满洲皇帝在抢钱这方面的手狠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排的上号的。清朝末年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无非就是两个原因:赶上了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兼之横征暴敛,与民争利。虽然清政府挣了很多银子,代价却是民心尽失,结果必然是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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