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虽然具有二战战胜国的历史因素，但在当时绝非相随便入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是凭实力入围的，要说有一些在外因素的话，那就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帮助了我们。

常任理事国身份的获得

• 主观因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回到二战后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要改变一个偏见，不要认为中国在当时非常落后、非常穷，我们在当时就属于战胜国里的第五强国。二战胜利的1945年里，第六强国是加拿大，它拥有近百万军队，工业化程度非常高，人口约两千万，在战胜国中GDP排名第七，综合实力为第六。

（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

中国之所以能排在战胜国综合实力第五名，并不是依赖工业化和经济实力，当时的中国经历抗战后，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近代工业基础也在战争中得不到发展，而且破坏严重，反倒是日本为中国留下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工业底子。但放眼世界，整体经济状况呈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当时苏联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尚且未能公布数据，但据推测和其他国家的数据统计，1945年美国GDP占据世界总GDP的56%，英、法、德、苏、意、日总和约40% ，剩下的4%就是所有的国家分，加拿大所谓的战胜国中GDP排名第七，可想而知只有多少。

（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当时来源于人口“红利”，当时苏联与英国只希望创造一个美、英、苏三国把持的联合国。唯独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加上中国，创造一个四国格局的联合国，他的理由是中国毕竟拥有4亿人口，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都具备不小的作用，与其让这4亿人口的大国存在不稳定因素，还不如让他成为可以拉拢的朋友。我们知道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在当时是亲美的，所以罗斯福期望在联合国有一个真诚的合作伙伴，这虽然有政治因素，但他提出的人口概念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实力体现，尤其是二战时期人口资源的重要性已经验证，这是军队与后勤的最直接保障。

（日本受降仪式）

除了实力以外，中国在二战这场对现代世界格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战争中，坚定的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表面上是站队问题，实际上是为了人类和平而战的原则问题。可光站队是没用的，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是巨大的，战后胜利国对每个国家的贡献值做了排名，中华民国排名第四。

这个排名我们可能不认同，因为中国当时所做的牺牲要比英、美多的多，但这个排名并不是以牺牲军民数量为标准的，所以多说无益。而这个排名足够中国入列五常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能坚持到二战胜利，我们可能就没有入列五常的机会，但我们自强不息的坚持到了最后，所以就完全能够凭借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凭借无数英烈和平民的牺牲，骄傲而又壮烈的走进五常！

• 客观原因

苏联当时对中国非常不友好，这个原因大家都能理解，当美国提出“四国制”是，苏联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英国在此时也与苏联一样，他从工业革命到二战，可以说是走到巅峰后开始下坡，此时的英国不再是世界的领头羊，他非常赞同苏联提倡的“三国制”，以美、英、苏三国主导世界格局，以此重振英国的世界地位。

美国罗斯福总统却一直坚持将中国拉入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大国梯队，他表示中国是亚洲区域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但斯大林表示如果带上中国共管世界格局，那还不如不搞联合国了，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当时也影响了法国的国家利益，人家也想获得共管“编制”，中国若无法入围“四常”，那么法国就更没资格入围，所以斯大林才提出“三常”。英国自然是不希望法国入围，因为欧洲已经有了苏联的渗透，法国再进入“四常”，就会继续削弱它在欧洲的地位。但后来美国想将巴西拉入五常时，英国才意识到同州盟友的重要性，转而力挺法国入常。

（丘吉尔与法国流亡领袖戴高乐）

此时的美国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成为其盟友，所以就力保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个战后和平共管的思想其实在1943年就初步探讨过，当时在莫斯科的四国会议中，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当时是提出异议的，他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不合适。但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如果达不成协议，则该会议一切协议将作废。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

美国的这次强硬手段确实帮助了中国，在后来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上，中国都派出代表参加，是联合国建立的元老。但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签署时，董必武虽参与了签字，但在联合国席位上是中华民国作为正式代表，所以在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国面临着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正统之争”。

（董必武签字现场）

1949年之后的席位之争

当年美国鼎力支持中国入常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拿中国当盟友，二是中国地大人多，在亚洲影响力大。但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然后就向联合国提出要求，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很显然美国的计划是未能实现的，所以在对待新中国的诉求时，美国一改之前的态度，采取了各种阻碍手段。

在1951年至1960年期间，从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开到第十五届，在美国操纵下，每年都是“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而1960年又是一个拐点，在联合国成立之初，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4个，到了1960年增加至26个，这些非洲国家大部分是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该年的暂缓提案虽然是通过了，但有22张弃权票，34张反对票，赞成票跌至42张。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对“难兄难弟”的支援，争取了很大的支持。如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坚持发起“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的提案。

（老布什）

“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尼克松回忆录

美国在这种压力之下，采用了另一种规则内的打压手段，它联合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起了1668号方案，即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升为联合国的重要问题。这就意味着必须得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恢复中国席位。这一招没玩多久，1965年就出现了47赞成—47反对的决议结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美国很快就难以控制票数，果不其然，到了1970年，中国获得的赞成票几近三分之二。所以美国又采取了另一种极端方式，提出了“双重代表权”的方案。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小布什的爹老布什，当时他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晚年的宋美龄与蒋介石）

美国佬的这个提案可以说是坏透了，这是很明显的分裂行为，所以中国坚决不同意，态度就是不进联合国了也不要搞分裂。台湾当时也是持反对态度，最强硬的就是宋美龄，她直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正是1971年，基辛格带着强烈的自信心来华访问，首次访问中基辛格向周总理表示，美国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但同时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说什么“破冰之旅”都是表面上的文章，其来意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坚定的回应不进联合国也罢！

（基辛格访华）

同年10月份，基辛格再次访华，这一次是为尼克松访华打前阵的，他仍然相信美国的提案会制造出两个席位。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为双重代表上了双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列为重要问题，台湾逐出联合国席位同样列为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有且只有一个席位必须同时获得两次三分之二的票数。

但另美国想不到的是，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将逐出台湾列为重要问题”的提案只获得55票赞成，遭到59票反对和15票弃权，此提案并没能通过。这个结果也直接让国民党当局颜面扫地，所以他们主动上台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所以剩下只需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通过，中国就彻底取代了国民党的席位。

（26届联大现场）

这个时候老布什想做出补救，提出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中，删除“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这段话。此话一出犹如搬石头砸自己脚，当即伊拉克代表就笑称如果美国想要给蒋介石集团留个座位，那就请他们坐到美国的席位上。场面一度尴尬之时，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以布什的提议不合规则而否决。

“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吴丹

随后恢复席位的投票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我国由此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称“恢复”，其实就常任理事国的合法身份来讲，这本就是中国故有的，只不过是新中国通过正当途径对该席位进行接收。此间仍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应该是还不知道这一消息，当周总理问他中国何时能恢复席位时，基辛格还称“明年差不多”。这次对话刚结束，中国便收到了吴丹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联合国的电报，此事也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笑料。

（原子弹试爆成功）

综上，我们在二战结束后，是凭借实力进入的联合国“五常”，新中国建立后，其实也是凭实力“恢复”的席位。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政策展现了一个大国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的姿态，再加上抗美援朝的胜利，核试验的成功，这些成就必然无需多言，美国的阻碍注定成为不光彩的小动作。另有一种说法是非洲兄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其实非洲兄弟最大的帮助就是一直在发起提案，而真正在票数上，26届联大上，欧洲一共投出了23张赞同，1张反对和3张弃权，这是新中国外交的成功，也是实力受到的认可，所以还是老祖宗的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民国如此，新中国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