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清末财政收入很高，但只是表象。财政已经由“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为入”，也就是说收入虽然在增加，但支出增长更快，而且整个财政体系崩溃。具体回答如下：

为什么看上去很有钱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左右，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两，而到了辛亥年（1911年），这个数字竟达到了3亿两之多。这些收入从何而来？

1、工商税兴起。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自救经历了从捐输、铸造大钱等传统政策失败，到厘金、洋税等新兴商税的大幅增加，确立了以工商为主体的财政税收。厘金可以简单理解为当代的增值税，它是与货品流动和销售紧密相关的。但由于厘金的税率全国不统一，加之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导致厘金的收取乱象丛生，工商业负担沉重。

2、关税收入大增。因为被迫扩大通商，海外贸易带来的关税激增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好事情。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的开放。清朝的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关税收入也明显提升。鸦片战争前（1840年），帝国每年的关税收入月400万两，而且长期不变（税收制度低效可见一斑）。到1871年也就是同治十年，关税收入突破1000余万两白银，三十年内涨了1.5倍。

“量出为入”：需要支出的太多，并没有盈余

看似收支平衡，实则无力维持。每年巨额的财政收入，都花到哪里去了？

1、赔款。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开始大举外债以寻求财政平衡。1850-1894年间帝国累计借款超过4590万两，本息合计超过1亿两，平均每年的还款约为400万两；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要知道一个马关条约，中国就要赔偿日本2亿两，一个辛丑条约，更是要赔偿列强连本带息9.7亿两白银！

2、偿还外债。为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反叛和战争赔款，帝国不得不向外国列强举债。根据史料分析，光左宗棠收复新疆，清廷对外借款就高达2000万两之巨。同治年间兴起的洋务运动，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国防建设，只能继续举债。随着借款次数的不断增多，清政府的财政对外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

3、内外战争的军费。应对内外部战争，帝国的军费用度居高不下。在不包括地方自行筹资的情况下，帝国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开支就超过3亿两之多。如果再加上地方自行筹资，可想而知战争的花费有多大，国家的经济血脉已经微弱不堪；

4、不合时宜的皇家用度。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然而颐和园的修建工程贪腐及其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被贪掉的钱甚至是工程真正花销的十倍以上！据统计，重修颐和园的总花费超过4000万两白银，而且是在五年内完成的！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清政府竟仅拿出18万两以充军费，这样的财政局面何以为继？！

光绪十二年，户部奏称:“一款未清，又借一款，重重计息，越累越多，近来所偿息款，将近千万。 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 上捐国帑，下竭民膏，艰窘情形，日甚一日。

收入增长背后是财政的逐步崩溃

咸丰同治年间的财税变革已经彻底改变了帝国依赖已久的体制。旧的体制无法满足更多更快的收税，而新的制度是否能够拯救这个庞大的帝国呢？大量的举债都是以关税收入为抵押的。关税收入虽然数目巨大但实质上已为外国控制。 协定关税的制度，导致在光绪年间，清廷的关税实际税率在下降，税收在流失。

加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失控，新税收伴随着新的腐败和苛政。刘锦藻在《清代续文献通考》中有如下记载：

商民以十输公家, 所入三四而已, 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费, 大抵有厘捐之省,无不舞弊之委员, 无不染指之大吏”。

准确的说，财政收入年年递增，但国力却是年年衰弱，整个国家的财政其实就将一台负载过大的机器，逐步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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