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虽然国力衰退，打仗不灵，但在搞钱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据史料显示，1908年，清朝全国的财政收入为2.3亿两白银，到了1909年，竟然升至2.63亿两，到了1911年，财政收入更是达到3亿两白银。

相比顺治年间的2000多万两，乾隆、道光年间的4000万两，晚清年间的朝廷，确实在账面上是很有钱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几方面。

首先，大清从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随着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从“自强”慢慢过渡到了“求富”上，开始光明正大的举全国之力开始赚钱。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但这些晚清的大国企、央企确实利用国家公器，为朝廷搞了不少钱，而中国民营的资本家也有不少败在清廷的官办企业之手，在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

其次，大清的税赋在晚清时达到了巅峰，田赋、盐税、厘金和关税的征收，都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比如田赋，作为各朝各代的主要收入来源，晚清时政府将田赋大大增加，仅在甲午战争之后，就比之前增加了将近4倍。

还有盐税，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也再次提高盐税，相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将近2倍，仅此一项，就为政府每年提供4000万两的收入。

此外，清廷还对商业活动征收商业税——厘金，1853年，清政府注意到了经商收益这块大肥肉，于是开征了厘金。此税一出，迅速成为清朝的财政支柱之一。

清廷对商人、手工业者进行层层盘剥，厘金也从开始的1%，最高时达到20%。这笔高额收入保证了清廷有钱去对付太平天国和各种起义，填补地方税赋亏空，又为清廷吊了几十年的命。

最后，就是关税。清末，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有竞争力的企业，反而是进口产品需求量大增。而清朝想提高关税，也乐见大量进口，所以也导致了清末关税收入的暴增。

除了以上四种税赋以外，晚清时政府还盛行卖官、收鸦片税等发财手段，敛财的手段五花八门，所以国库收入高就不奇怪了。

但是！为什么晚清收入这么高，还是一副苦哈哈的样子呢？这是因为挣得虽多，但都是饮鸩止渴，拔苗助长。而赔的更多，皇亲国戚又中饱私囊，资不抵债，所以才捉襟见肘。

《马关条约》赔了2.3亿白银，《辛丑条约》赔了4.5亿白银，这两项加起来就够清廷举国还账好几年 ，还不算《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些小赔偿的条约，加起来也是数字惊人。

而且，清廷很多看似庞大的账面收入，很多也根本进不到自己的兜里。

比如1840年之后新增的海关收入，看似为清廷增加了不少税收，可从1863年开始，英国人赫德就正式接任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到1908年离职回英国，掌管了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而海关收入，也就被西方列强控制在手中，一旦有收入就先拿去还赔款了，根本轮不到清廷自己捂热乎。

所以，晚清政府看似账面收入多多，其实挣得还远远不够赔的、花的和贪的，所以就更加疯狂的与民争利，大肆敛财和搜刮民脂民膏。但民间的油水不是无底洞，总有枯竭的一天，于是清廷又只好对外国财团再借钱，然后又将更多的权益抵押给对方，慢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于是，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和谭嗣同甚至向光绪进言，将新疆、西藏、青海、蒙古、甚至东北卖给西方列强，以换取银两，支付赔款并拿来做变法之用，可见当时清廷之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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